吃过奉化芋艿头，跑过三关六码头，在开埠后的的上海，宁波商帮是一股举足轻重势力。
（四明公所，照片均来自网络，先谢过）
一百七十多年前，开埠后的上海来了深目隆鼻的洋人，不久因为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挥师北上，被动地成了一座移民城市。潮水般涌入上海租界的移民中，尤以广东人和浙江人体量最为庞大，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曾被称作“百越人”或“南蛮子”，但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迅速崛起，经过数百年的历炼，成为中国面向太平洋的“先头部队”，最能忍辱负重，最具开拓精神。特别是在中国面对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时，他们充分展现了经商理财的天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广东人以百货业和娱乐业在十里洋场开疆辟土、虎踞龙盘，南京路上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新新等四大百货公司都是广东人香山人创办的，规模超过福利、汇司、惠罗、泰兴等外资四大百货公司。章含之的生母就是在永安公司站柜台的“康克令小姐”。驰誉沪上的冠生园、杏花楼和新雅粤菜馆，老板都是广东人，引进粤菜的同时，还在餐厅里安装空调设备，播放背景音乐，装潢画栋雕梁，配以名人字画，登报招聘眉清目秀的女服务员，颠覆了旧中国酒楼饭馆清一色由男性跑堂的传统，开一代风气。没错，上海是中国电影业的半壁江山，但广东人是中国电影业的先驱。
（虞洽卿，人称阿德哥，在江湖上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吃过奉化芋艿头，跑过三关六码头，在上海的宁波人则是另外一股势力。史料记载，1852年，来上海谋生的宁波已有6万人，1907年达到了40万人，为上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而到1948年则发展到了100万之众，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李瑊女士曾经跟我说过：“不论过去还是今天，上海人与宁波人都可以用亲戚关系来比喻。上海人中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与宁波人有关系，在很多家庭里都可以曲曲弯弯地找到祖籍宁波的亲戚。‘’”宁波人大多在制造业、金融业和服务业抢占市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宁波的钱庄业就是比较发达的，这些人到了上海后继续经营钱庄，这种“旧式银行”对上海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宁波同乡的创业提供了资金保证。在上海早期的九家钱庄中，宁波人占了五家半。
（叶澄衷也是宁波商帮中的翘楚）
宁波人还在上海工业、商业、建材业、医药业、航运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以前有“无徽不成市”一说，后来上海市民更强烈的感受则是“无甬不商”。上海乃至全国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期货交易所、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染织厂、第一家化学制品厂、第一家灯泡厂、第一家印刷厂、第一家五金店、第一家南货店、第一家绸布店、第一家国药店、第一家钟表店……都是宁波人创办的。宁波人在上海社会经济生活中至少创下了50个“第一”。苏州河北岸的上海总商会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商业首脑机关”，第一任首脑称“总理”，就是宁波人周晋镛。
（上海市总商会旧址，在苏州河北岸）
与上海市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宁波奉帮裁缝，执上海服装业牛耳。1930年，中国第一套西装就在上海诞生，是奉帮裁缝王睿谟为徐锡麟做的，据说花了三天三夜得以完成。做出第一套中山装、开出第一家西服店、编写第一本英语会话教材的也都是宁波人。宁波人中诞生了朱葆三、虞洽卿、叶澄衷、方樵岑、严信厚、张尊三、宋汉章、余芝卿、包达三、包玉刚、黄楚九、蒉延芳、刘鸿生、盛丕华、周祥生、邵逸夫、董浩云等一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的实业家。我尤其想说的是，“买办”一词，从我接受初级教育开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在主流话语还是在街谈巷议中，都不是一个好词，都与“帝国主义侵略”、“官僚资本主义”等印记重叠或连缀在一起。
（以前有一句话，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晚清四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人来自广东，席正甫是苏州人。而宁波人中的买办也不少，像穆炳元、虞洽卿、王槐山、王铭槐等。他们在洋商和华商之间穿针引线时，社会舆论对这个职业尚不能正确理解，基本上是贬斥和轻视的。然而正是他们，最早与外国人打交道，熟悉了西方经济运作的模式和规则，熟悉了对外贸易程序，对现代民族工商业的起步起到了积极作用。虞洽卿等人致富后还不计回报地投资公益事业，办学校、办医院、办慈善机构、改善华界的公共设施，为上海华界跟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推动甚大。
（董建华的祖籍也在宁波，他父亲董浩云是航运业巨子）
1893年租界当局为了纪念上海开埠五十周年，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场面最大的就是大游行。按照以前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思路，帝国主义羞辱、欺压、掠夺我大清帝国，中国人民理应奋起反抗，至少也得给他扔几个烂番茄、臭鸡蛋是吗？事实上，上海市民对开埠纪念活动表现出浓厚兴趣，尤以粤商、甬商参与热情最为高涨，一路上吹吹打打，兴高采烈，各种商号的幡旗迎风招展。他们是上海开埠的既得利益者，当然对租界的游戏规则高度认同。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融入上海的宁波籍商人在南北货、钱庄、银楼、绸缎、药材、海鲜、咸货等行业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宁波帮与福建帮、江北帮、广东帮等并列为沪上颇有势力的民间帮口，而徽、晋、陕等商帮高开低走，风头大不如前。
（南京路上的邵万生，它的资格比广东人开的四大公司老得多）
与广东人热衷于“叹早茶”不同，宁波人早上在家里喝粥吃泡饭。清粥小菜无非这么几样：黄泥螺、咸炝蟹、咸烤笋、臭冬瓜、霉菜梗、霉百叶、臭乳腐、龙头烤（腌渍后晒干的九肚鱼）、还有小鱼小虾腌制发酵而成的蟹酱鱼卤。家里来了客人，才会蒸半条咸鲞鱼。宁波人的家常小菜有四个特点：价廉，臭鲜，极咸，易于保存，可以“杀”下几碗干饭，宁波人因此独享“咸驼骆”的雅号。在上海滑稽戏《宁波空城记》里，杨华生扮演的诸葛亮就在城头表示要用这几味经典小菜招待率领三军杀向西城的司马懿。宁波人在南京路也有一席之地，他们走的是传统路线，清朝同治年间就在南京路创建南货店了，尤以邵万生和三阳这两家老字号最为显赫。在老明信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清代末年邵万生保守风格的店面，雪白高墙，徽派门楼，墙上写着两排唐楷：“闽广洋糖，两洋海味；浙宁茶食，南北杂货”。南货店中央大厅有天窗采光，周边一色老式柜台，高爽宽大，店员身后的货架是敞开式的，各种咸货、干货在一张张竹匾或一只只木箱内陈放。百样吃食琳琅满目，桂圆、蜜枣、扁尖、香菇、淡菜、紫菜、开洋、干贝、金华火腿、南风肉、海蜇头、黄鱼鲞、三曝咸鳓鱼、苔条饼、水塔糕、桔红糕……。这些腌渍并发酵、风干的鱼干肉脯，作为地方性菜肴也成为上海的味觉基因，既可一解乡愁，又是下饭送酒的经济食物。
（宁波人是从海上来的）
有位老作家告诉我：旧上海南京路两侧商铺的广告牌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的百脚旗迎风飘扬，十分热闹。三阳南货店的广告别出心裁，过年前采购旺季一到，他家就会从二楼窗口挂下一条巨无霸大鳗鲞，尾巴一直拖到底楼门口，足足有五米长。仿佛来自侏罗纪的这条鳗鲞就成了南京路上的亮点。一个铜板恨不得掰开来用的宁波人对社会公益事业向来是非常关心并身体力行的，早在1899年，实业家叶澄衷就创办了澄衷蒙学堂，这是当时上海最早的三所私立学校之一。此后他还创办了南洋公学和光华大学及职业补习学校等十数所学校。除个人外，1920年后，宁波同乡会还先后办了十所小学，其他地方来的移民子弟也可以入学热那亚赛事分析。
（逸夫舞台）
改革开放初期，宁波人对上海文教事业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海外的宁波籍企业家和在宁波的企业家，捐钱捐物从来是不含糊的。就在今天的上海，不少文化教育设施也都是宁波人解囊援建的。福州路上有着百年历史的天蟾舞台，是上海最大的京剧场子，过去梨园名家来上海跑码头，如果不在天蟾舞台演几场，就不能说走红上海滩。1989年天蟾舞台抢救性改造，得到了邵逸夫的鼎力相助，从此天蟾舞台也叫“天蟾逸夫舞台”了。
（直到今天，阿德哥还一直被上海人怀念）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谷牧汇报宁波工作时欣然表示：“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海内外的宁波企业家大受鼓舞，摩拳擦掌。改革开放后，宁波经济突飞猛进，在长三角乃至全国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上海的宁波籍企业家和新来上海创业发展的宁波人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宁波同乡会在上海商界仍然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在发展经济、助学帮困、社会慈善等方面都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来源：沈嘉禄 老有上海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