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梅直讲书

上梅直讲书朗读

  轼每读《诗》至《鸱枭》,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矣!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是书信体的应用文。那一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得到第二名,循例要向所有考官分别写感谢信。梅尧臣位分不高,本来不一定能参与到阅卷工作中来。是挚友欧阳修的保荐,用临时借调的方法让他参加的。在那一届的五六个考官当中,梅尧臣是品阶最低的一个。但是古文观止选入这一篇是有理由的。我认为,整本观止里,得第落第的士人写给权贵和考官的信里,这一篇是最好的。《上梅直讲书》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轼非凡的见识眼力。全文被现代人断成了两大段。

  作者是用他的读书心得开头的。我每每独到诗经的《鸱鸮》,和尚书的《君奭》时,都暗自为周公的不遇而悲伤。看《史记》的时候,读到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没有断绝,颜渊、仲由这样的弟子还在与他来往问答。孔子曾说:“现今朝野上到处充斥着恶人,是我坚持的道不对吗?不然我怎么还会落到如今的地步?”颜渊说:“夫子的道是极其广大的,所以这个世界还容纳不下它。不过就算这样,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正是因为您不被这俗世接受,才能结纳到志同道合的君子啊。”孔子忍不住喜动笑颜地说:“颜回,如果你以后富有了,我就要做你的管家。”虽然天下都不能容纳孔子和他的道,但是他却能在与弟子的交流中得到莫大的乐趣。推算起来,周公的富贵又比不上孔子的贫贱了。召公这样的贤者,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兄弟尚且不理解周公的心,周公又能与谁一起分享他的富贵呢?但是,和孔子共处贫贱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这就是值得孔子快乐的地方了。

  这个开头一大段是意味深长的。周公和孔子的生平本为大家所熟知,一般运用起来都和废话差不多。苏轼却不怕麻烦,不嫌人家说他废话地从他自己的角度把这两人的故事叙述了一遍,还写的特别长,是有很深考虑的。梅尧臣的潦倒不遇是很厉害的了,如果不是欧阳修自始至终地帮助他、赞美他,“到处逢人说项斯”,可能他在身后一点名声都留不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这么看,连同时代的人也是这么想的。我倒不是说梅尧臣得到的名声与实际不符,而是说他真的是多亏了欧阳修。欧阳修从认识梅尧臣开始,直到梅死去,直到自己老年退休回乡,始终不渝地绝口称赞梅尧臣的文学才干和他们共同的文学见解。这里头有欧阳修本人的气质因素使然——他是个热情开朗的人,见了优秀的青年,奖掖揄扬唯恐不尽,经他提携的人都名声大振。但是,得到欧阳修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么深情关注的人,只有梅尧臣一个。千古之下,我想到这段故事仍然觉得感慨不已。梅欧的情谊,和李杜的不同,和元白的也不同,大概是在一个文士朝代里能有的最好的朋友知己之情了。此文的开头,妙在不直言自己的仰慕结交之意(这是俗人的做法),也不直言自己对梅尧臣生平的看法(这样太突兀,读之恐梅公不喜),而是疏荡开去,以圣贤故事淡淡开头,而且叙述得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提起精神看他后面如何讲。

  第二段的章法、态度更妙。我七八岁时才知道要读书,听说世上有位欧阳公,为人就好像古时的孟轲、韩愈这样的人。又有一位梅公,与他交游议论。等我后来长大了,才能读懂他们的诗文,私下揣度他们的为人,感受他们那种脱离世俗的快乐,于是自己也觉得快乐了。但是,那时我为求得一点做官的俸禄,还在学习作诗作文,自惭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献给二位看的。所以我为了应试来到京师一年有余,还没有登门拜访过。今年春天,您和欧阳公主持礼部考试,我没想到自己能得到第二名。后来又听说,您喜欢我的文章,觉得有孟轲的度气格;欧阳公也觉得我的文章不是一般世俗人的文章,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名次。我没有通过您二位的左右仆役,也没有通过您二位的亲戚旧识来为我请托。之前十几年只听过大名却没见过真容的二位阁下,一天之内就成了我的知己。我回去沉思这件事,做人不能光为了享受富贵,也不能无知无识地处于贫贱。世间有这样的大贤士,我又能成为他们的门生,这就足够了。就算让我一时交了好运,带着十几个人乘车骑气派地出行,引来市井百姓对我围观称羡,我又怎么能拿来交换这种快乐呢?左传上说:“不怨天,不尤人”,只因为“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您名满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容貌神情一向温和平静,文章宽厚敦朴没有怨言,一定是从这种“道”里有所启迪。我希望与您一起了解它。

  作者的心态是非常镇定从容的,他对自己写的文章足够吸引人这一点毫不怀疑。梅尧臣不是高官,但每天也必然有公文来往要看;一次科举有二百多人入选,即使只有一半人特别懂礼给他写信,也不是轻松的阅读量。苏轼敢在主旨之外貌似游荡一半的文字(主旨说白了就是套近乎),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不鸣则已一击即中。在这一段开头,作者依然非常沉得住气,自叙读书经过和对欧阳修的企慕,这才淡淡提到了梅尧臣一句,算是交代了梅的出场。而且自叙身世时,并不自失身份。他始终将欧梅并称,并不对梅尧臣满口谀辞。真正表现出作者的倾心结纳之意的,其实只有全文最后一句罢了。换了一般人,一定会焦急地将最后一句放在开头来表明心迹。这样力气在第一口就泄光了;不像这篇始终含着一口气,从容不迫缓缓吐露,气势深厚又浑然一体。这是《上梅直讲书》章法的妙处。当然又不止于此。我把此文最大的好处概括为“格高”,格是立意境界见识胸襟眼光。作者在文中抓住的是梅尧臣生平最得意处,所以只需轻轻一挠,读者就浑身舒泰了。梅尧臣生平最得意什么?是有人赏识他吗?是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又切实地帮助了他吗?都不是。我说,是赏识梅尧臣的欧阳修值得他回报以同样的赏识,这才是梅的平生最得意处。以国士待我者,我当以国士报之。回报贵人是有义,回报值得回报的贵人是有情有义。而且这时并不需效仿常人,非得肝脑涂地杀身以殉不可。以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平生行止而言,他们是知己而兼朋友。非要数说过去梅尧臣的仕途如何被欧阳修一再连累,欧阳修又如何卖力为梅尧臣奔走鼓吹,倒是落入下乘了。这时,欧阳修像孟子韩愈,乃是梅最喜闻者,绝不会引起丝毫不快。第一段中,用富贵而不快乐的周公,衬托出贫贱而快乐的孔子,也是因此意图彰然。这种写法顶妙在于,既然欧梅互引为知己,苏轼又深表自己以受知于二人为至乐之心,则苏氏也自许二人为自己的知己了。苏轼以大贤为知己,即自期为大贤之意表露无遗。这就是我认为本文“格高”的所在。作者在几百字之内,给梅尧臣拍了一个至高无上(拿孔子作比)、极其巧妙又极为真实的屁,同时寄表现了对考官的好感,又不露痕迹地显示了自己的野心。真是非有极大胸襟极深见识的人不能做到。

  此文的布局深谋远虑,表面看来却稀松平常。它的语言也有它的好处。比如颜渊说的“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有深意,夫子的笑是“油然而笑”,很形象。“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算是全文的名句。引用的两句《左传》也是恰到好处,十分得体。欧阳修觉得苏文有孟轲之,是指苏轼滔滔雄辩、言辞无碍、气势浑成而言。

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

苏轼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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